货币大法官(十):部分人过于幸运终会给组织带来灾难

2015-11-05 15:09 阅读(?)评论(0)
    休假完毕,当我鼓起勇气再次回到办公桌前,摆在我的面前的是N行长转交给我的一封咨询函,函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金融消费者协会认为某金融机构利用所谓金融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价对部分金融消费者造成歧视,为此协会向央行进行投诉,投诉在被驳回后,他们又发起了行政复议,结果央行这些由精英组成的专家团队未能说服他们,于是官司打到了宪法法院,作为被告的央行被宪法法院传唤,N行长决定成立专家组或者智囊团来应诉。
    金融消费者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NGO),说来也怪,在工业产品领域消费者似乎很容易被组织起来,面对低劣的工业品,义愤填膺的消费者不难找到共同语言,媒体、司法这一整套体系也很容易跟进。然而,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却似乎处处被动,相关的存款保险机构、中小投资者保护局等等还是政府牵头设立的,直到50年前,金融消费者协会才在央行所属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这一官方机构的推动下成立。然而,此后的小半个世纪,金融消费者协会却乏善可陈,未能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上有所建树,基本消失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外。
    作为央行“应诉专家组”的钦定负责人,我决定会一会这位金融消费者协会的会长W女士。说起这位W女士,我在网上一查,她早年还有过央行系统的任职经历呢,作为协会的头面人物,关于她的介绍还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名言:“部分人的过于幸运终会给组织带来灾难”。
    来到她的办公室,我还在玩味着这句话......由于共同的央行工作经历,我们之间的话题相当容易展开,然而提起早年的这段工作经历,经年的沉淀似乎让受访者曾经苦涩更加悠远绵长。用W的话说,在那种官僚体制内,她深深认识到,作为监管者,我们首先是一群有组织的人,我们必须确保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得到应有的公正!然而我们的货币监管一方面信誓旦旦拯救权利——确实我们也的确在努力这样做——然而正当我们为一项项个体权利诉求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政府的货币政策却像洪水一样冲刷一切,而洪水过后,活下来的正是那些所谓的“强者”,如果说权利意味着对弱者的保护的话,我们一边保护弱者,一边却用更加极端的方式扼杀他们?政府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公正何在?
     言谈中,她还告诉了我一个她作为过来人多年观察到的现象,央行的那些政务官们大多是经济学家,多倾向自由派的观点,而负责执法和市场监管的事务官则多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而不幸的是她是经济学博士却任职于市场监管部门。她告诉我,在内心深处她始终认为中国货币管理当局终会向美联储模式转变,即央行的未来定位应当是特殊的市场主体,而不是政府官僚机构!因为很多年以前,哈耶克等思想家就曾经论证过,政府保护权利的职责与追求福利的职责是不可调和的,要么把追求福利全部交给市场——就像美国人那样,要么像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成为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真正的福利国家——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5亿人口的大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改革将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改革也许只是历史的一瞬,却蹉跎了多少才华横溢的岁月!看来,她是因此下定决心转战NGO的。
     她的高论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作为曾经被打上左翼标签的学者,我心中涌起的是关于私人资本控制货币发行有失公正的滔滔民意!然而把这项与“上帝最近的职责”交给政府官僚机构就公正吗?关于公正,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该怎样演绎?百年前,货币政策当局的确与金融市场管理当局是分开的,然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分业监管乃至市场监管与货币政策制订的界限,央行日益成为“超级监管者”,在保护权利与维持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名义下,我们有时候却发现,这两种任务越来越难以两全!
     这不,一位自由派出身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者正和一位被中小投资者海选产生的货币政策决策人之间为一场官司纠缠在一起......这也许是历史的绝妙反讽!
     言归正传,所谓金融大数据在信用评价中的作用这一命题早在百年前大数据被引入金融领域就已经存在,与此相伴随的是挥之不去的关于公正的争论。然而这一持续了百年的话题似乎永远无解,用句一位法学家的话说,因为这触及了金融的灵魂。大数据其实强化了金融嫌贫爱富的所谓风险监管业务准则,当然,这些年也有人设想用大数据推动普惠金融,然而成效寥寥。设想,你是一个急需贷款解决住房问题的初出茅庐的毕业生,然而大数据显示你根本没有还款能力,这样的所谓大数据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即将你拒之门外——这还不如没有大数据前,你需要到一家金融机构去申请,而你被拒绝,起码知道是谁在“歧视”你,你可以去和他们“理论”甚至打官司,现在倒好,没有人理你,当你还徘徊在职业生涯的初始阶段,命运的大门已经悄悄关闭,命运是如此不公,而你却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想想看,这样的社会怎能不让人绝望!
     然而,这是金融管理当局的错吗?我申辩道,金融政策如何能够帮助这些弱势群体?是我们的规则出问题了吗?
     W女士有些激动,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那还有谁?而你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我无言以对......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一次次警醒人们的真相?!记得一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政客曾经说过,最好的对待“下等阶级”的方法就是对它们高唱道义,而私下里你还是得从他们身上赚钱,一个子儿不留!而我现在所干的似乎正在滑向冷漠的政客,至少是他们的帮凶,想到这里,我的后背不禁一阵发凉!
    而此时此刻,我的忐忑当然被对手看作乘胜追击的可乘之隙:
    糟糕的是,如果我们不去保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我们的未来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和价值创造的源泉,我们的金融也将永远成为无源之水。说到这里我开始明白W女士那句名言了......甚至是有点同情自己的对手了。
    “可是,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我知道,在我说这句话时,我深深意识到,作为当初建立货币信用法庭的热切推动者,自己今天的立场显然与当初的那个我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司法能够及时制约规则制定、纠正制度,离公正实现就不远啦!”
    “法庭见!先生”W女士抬高了声调,她的话无比的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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